3/5(四) WHY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VAD) REMAINS ELUSIVE IN EAST ASIA
地點：本所208室 主講人：櫻井幸男博士（橫濱國立大學）
本次演講聚焦探討一項核心問題：為何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VAD） 在西歐、北美與大洋洲已逐漸合法化並制度化，但在東亞地區卻始終難以推動。講者指出，西方國家多以「個人權利」與「個人自主」作為法律與政策討論的基礎，法院亦常積極介入相關爭議，強調個人對生命終點的決定權；相較之下，東亞社會則深受儒家倫理、宗教文化、司法態度、重視共識的立法模式，以及偏好行政指導的治理方式所影響，使社會更傾向維持整體和諧與制度穩定，而非單純強調個人選擇權。
講者進一步指出，近年東亞國家雖出現若干制度改革，例如台灣實施《病人自主權利法》、韓國通過《延命醫療決定法》，日本亦逐步推動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但這些改革整體上仍相當審慎，範圍亦受到嚴格限制，尚未形成完整的協助死亡制度。換言之，VAD 在東亞的遲滯，並非單純出於文化保守或立法延宕，而是法律傳統、政治體制、制度設計與社會價值觀彼此交織作用的結果。以日本為例，講者提及「言靈」文化使「安樂死」一詞帶有禁忌性，常以「尊嚴死」替代，再加上孝道與中庸等價值觀的影響，使社會對相關議題始終保持高度謹慎。
評論人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江浣翠副教授則從台灣社會脈絡提出深刻回應。針對講者將東亞社會概括為「重視家庭與社會共識勝過個人選擇的社群主義結構」，江教授指出，台灣的情況未必如此；她認為，台灣的公共議題往往高度政治化，社會討論常由兩種極端立場主導，傳統意義上的「和諧與共識」反而經常被忽略。此外，對於台灣在亞洲率先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江教授也提出務實觀察，認為該法案的通過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偶然的政治巧合」，未必代表台灣社會在生死倫理與權利基礎上已形成成熟且穩定的結構性共識。
在提問環節中，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許家馨教授亦針對文化觀點提出提問。許教授指出，講者在文章中將儒家「孝道」文化視為東亞社會推動 VAD 的文化阻礙，但是否也可能存在另一種可能：孝道未必只是否定 VAD 的倫理框架，是否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成為支持或推動 VAD 討論的文化資源。此一提問進一步引發現場對於東亞文化中家庭倫理、病人自主與善終價值之間關係的深入思考。
本次演講由本所張兆恬副教授主持，講者與與會來賓討論熱烈。整體而言，本次演講與討論指出，東亞地區對 VAD 的遲滯並非單純保守，而是法律文化、制度設計、政治結構與社會倫理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相較於西方以個人自主為核心的法理傳統，東亞社會對於法律如何調節個人自主、個人脆弱性與國家責任，仍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與其急於倡議立即改革，更重要的或許是透過公共審議與制度反思，進一步釐清文化、法律與國家在臨終政策中的深層互動關係。
